明代禹州钧瓷是否断烧，其原因是什么？

　　2006年11月，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曾主办了一次“官钧“瓷器学术研讨会。该所的的有关专家，通过对一批钧台窑遗址流散的“官钧”瓷器标本长达半年的研究考证，认定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的“官钧”瓷器，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北宋制品，而是明代早期永乐、宣德年间的产品。其主要理由是，从明朝王墓中发掘出来的金壶、银壶的文物造型与很多“官钧”瓷器造型相似。最新在钧台窑遗址出土的“方流鸡心扁壶”造型，就具有公认的明朝器物特征(2006年11月3日《深圳特区报》)。
　　但是对这一观点，故宫博物院的众多专家却坚持认为，无论是从有关文献资料佐证，还是从艺术风格分析，官窑钧瓷都应当是北宋时期的作品。宋钧与其他宋官窑的美是一致的，具有同一时代相同的神韵。
　　将上述资料加以引用，是要说明学术界曾有过这样一个争论。对于“官钧”出生年代的探讨，由来已久。这与北宋时期没有任何关于钧窑的直接记载，而且官窑钧瓷至今尚未发现一件带有纪年款的作品有关。但钧瓷的“北宋说”应是一件不争的事实。
　　然而，明代禹州钧瓷是否断烧，一直为陶瓷界所关注。因为，此问题的答案颇显得扑朔迷离。
　　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，由宋代的百花争艳经元代过渡，到明朝时，几乎成了景德镇瓷器一枝独秀的局面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明代陶瓷中心南移，景德镇陶瓷业兼收并蓄，得到了长足发展。相对而言，北方瓷业处于劣势。明朝中晚期，又因避明神宗朱翊钧讳，改钧州为禹州，因而，官方的陶瓷史书中均无钧窑生产的记载。常年研究钧瓷的专家赵青云在其《钧窑》一书中，也无钧瓷的相关记载。
　　经元代后期的战乱，中原各地是受祸最惨的一个地区。据《禹县志》(民国版)记载，明太祖洪武四年(1371年)，宫廷曾将山西3.5万户迁徙至钧州(禹州)等地，解决人员稀少的问题。在神垕古钧窑区，有关部门曾作过调查，当地居民多从山西或外地迁此，没有一户是明以前的钧瓷世家。据相关部门考证，禹州的陶瓷业生产尽管明代仍以神垕镇为集中区，但已衰败到只能烧造酒缸、瓶坛的粗瓷窑场了。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众多陶瓷研究者经过多方考察，尚未发现明代的钧窑遗址。可是，1980年，有关人士在神垕镇西大办事处瓷厂院内3米深处，发现一古窑址，出土有少量仿天青釉钧器残片。从器物的残片看，其釉色系用氧化钴调染，用氧化焰烧成。同时出土的有一陶范，上刻“天启六年”和“祁造”字样。钧瓷专家阎夫立也曾在郑州一位叫李经谋的家中见到一件刻有“天启年制”底款的钧瓷盘，同时还有几件没有底款但风格釉色和这件盘子一样的蓝釉碗。从这些挖掘与发现的钧瓷看，其釉色一般为天青、蓝紫，这说明明代末年仍有少数工匠在摸索和仿制钧瓷，但和窑变钧釉有较大区别。

　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在北方钧瓷日趋衰退的情况下，南方诸多窑口仿钧之风日盛。江苏宜兴、广东石湾等地不仅仿制了不少钧器，有的仿制得还相当出色。据叶喆民所著的《中国陶瓷史》介绍，这些钧器，以天青、天蓝、云豆等色居多，“窑变及玫瑰紫色亦好，石榴红色次之”。